百年史时间线
是年为孔教会成立一百周年,为为期一整年的庆典揭开序幕的,是在农历新年期间举行的妆艺大游行(2月10日)中从观众席前缓缓经过的孔子像。这是第一次孔教会参与这个由人民协会举办的、有超过40年历史的大型活动。活动台基上以中英文书写“儒家,仁与善”,还包括《论语》章节的英译(见下图)。虽然这种庆祝形式只不过维持短短几分钟,但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首先,代表官方的主办方在安排上给予孔教会许多的方便和协助,显示孔教会在寻求国家体制的支持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另外,中英文并列的呈现方式,也显示孔教会正因应政府和时代的要求,开始尝试以更符合目前国人的语文习惯的方式推展活动,力图把影响力扩大到传统的华社圈子之外。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庆祝活动包括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百年史的编写与出版、9月18-19日举行的,以“儒学与国际华人社会”为主题的国际儒学研讨会,还有9月20日的百年庆典暨孔诞晚宴。 图为2014年妆艺大游行中从观众席前缓缓经过的孔子像 图为书写着以“仁”、“善”为主题的儒家经典语录的妆艺大旗。
郭文龙接任会长一职以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避免孔教会陷入许多华人社团所面临的两大困境:会员老化,青黄不接,以及因为人事纠纷而分裂。当然,如前所述,会员老化的现象从1990年代开始,就是孔教会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郭氏上任以后,就着手推动成立青年团之事,而且动作迅速。是年三月,会议记录已见关于成立青年团的讨论。六月间,具体的计划已付诸实行: 郭文龙会长说吸收其他社团的经验,要为孔教会的长远发展考虑,成立青年团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成立可以分两步走:董事会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先通过决议成立青年团,并在孔诞庆典上举行成立仪式,并向来宾和媒体宣布。接下来再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在章程中正式加入青年团。 到了九月间,青年团已经举办了三次活动: “圣人伟绩——孔子及其弟子的丰厚人生”讲座 6月27日,由青年团承办的“圣人伟绩——孔子及其弟子的丰厚人生”讲座在孔教会会所举办,吸引了40多人前来听讲。主讲者为梁勇博士。 “青年交流会” 8月22日晚于孔教会会所举办青年交流会,青年团团长童纬强、副团长曾鉊华、副团长庾潍诚博士、团员黄丽萍等6人出席,对儒家、道家思想等文化历史课题进行了自由的交流。 第三次团委会议 9月13日青年团召开了第三次团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华明秘书长、黄美萍、童纬强、曾鉊华、林益民。陈华明秘书长为青年团未来的活动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会议决定每个月青年团的例会要坚持下去,每年要办一到两次大型活动以扩大青年团的影响力。 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充分显示了在郭文龙的魄力和在他领导下的孔教会的活动力。在改组孔教会的会员结构和组织方面,郭氏的魄力也展现无遗。
在二十一世纪的首个十年,孔教会的性质问题因为在本地建立孔庙的提议也经常被搬上台面,而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其中徐李颖的观察和观点值得大篇幅引用: 虽然实得力孔教会一开始就以祭拜孔子和使用孔历表明了它的宗教性,但儒教和民间宗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他们反对烧香烧纸等具有迷信色彩的宗教仪式,只保留与孝有关的礼节和习俗,重视教育,主张以文化活动取代鬼魂拜祭等。现在,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南洋孔教会不得不一反早期的主张,走下圣坛,迈入神坛。 为了筹建孔庙,南洋孔教会在2004年中成立了以杜南发博士为首的孔庙筹建委员会,并在2004年6月5日召开第一次筹建委员会会议。会上针对孔庙的名称做出讨论,结果是从孔庙、孔圣堂、孔圣殿三者中选出孔圣堂为暂定名称,英文名称则为Confucian Hall, Singapore。在会议上,杜南发提议筹款目标定在一千万,因为这样的数目就可以建多层用途的大厦,底层可作为祭孔之用,第二层为课室、讲堂、会议厅等,再上为图书馆。 2007年郭文龙接任南洋孔教会会长,在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的同时,大刀阔斧地改革南洋孔教会,除了购置会所,广召会员,增办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之外,积极筹建孔圣堂是郭氏工作重点之一。 在2009年5月3日举行的第三十届理事会2009年会员大会上通过向政府提成备忘录,提议筹建孔庙(孔圣堂)。郭氏强调:在文明的和谐对话中,儒家思想绝对不能缺席,但是本地尚无一个有规模的孔庙来推广儒家思想,实为一大遗憾。因此提议写信给李光耀资政和杨荣文部长,建议由政府主导,在新加坡建立一间孔庙(正式名称待定)。郭文龙会长在提案时指出:这间孔庙可以成为传播儒家思想、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希望能够配合2011年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召开,进行奠基典礼。提升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认同感,让新加坡成为全球华人思想文化的中心。郭文龙也已经向巡回大使许通美提起了这个构想,并获得了支持,愿意担任此项目的顾问。 不过建立孔子大学堂的计划最终没有落实。按照孔教会原来的计划,首先是要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董事会,由政府代表和民间代表(即孔教会代表)组成,然后向各界寻求财政支持。但当时尽管有政界要人表示支持,但要推动这样的大工程,很难期待政府会全情投入,非得完全依赖民间的力量不可。孔教会虽有这个意愿,但独木难支,无法成事,虽然结果令人沮丧,但也实在是意料中事。 尽管计划受挫,但孔教会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郭文龙会长仍在积极寻找合作对象,包括海外关心儒学发展的企业家。结果会如何,难以断言,但其坚持却让人由衷钦佩。
是年2月12日会议记录有下列一条: 南洋孔教会会名,改为南洋孔学会之事,理事会未能作出决定,建议将改名一事交由会员大会决定。 可是,同年3月25日举行的会员大会,由于出席的会员不及法定人数,因此无法针对林纬毅所提出的这个建议进行投票。为了慎重起见,是次会议记录特别附了一篇“缘起”,以说明拟议改名的动机: 本会创立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的历史了,先贤们创立本会宗旨在于宏扬至圣先师孔子学说,促进儒家固有的道德思想。在先贤们和会员们的努力之下才发展至今……如今,随着社会的变迁,为了继续推广儒家学说,若仍然用“孔教会”为会名,则给人以宗教色彩或说教意味。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常误以为孔教为宗教形式的教会。因而,只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 将会名改为“孔学会”,孔学具有学术、学说的意味,有助于引进社会上学术人员参加本会。没有学术生命而徒具宗教形式的孔教会对国家文明建设,以及推广儒家思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并且是本会将来发展的绊脚石。 为了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社会的文明,本会希望能得到会员们的支持,将本会中文会名“南洋孔教会”改为“南洋孔学会”。 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人士以为孔教会是一宗教组织的误解,同时强调其学术的面向,以吸引学术人员参加。回顾上文关于连士升在1952年提出,应该成立“孔子学会”以取代孔教会作为本地推动儒学发展的领导团体的建议,这次源自孔教会内部的改名动议,显示即使半个世纪过去,孔学到底是不是宗教这个课题仍然困扰着许多人。不过2000年的动议,要解决的是更为迫切的燃眉之急——会员迅速老化、会务无以为继的存亡问题。正是因为急需招募年轻的会员,才会有通过改名以消除年轻人的疑虑的想法。这项提议在当时因为出席会员大会人数不足而不获通过,而在之后也没有再次被提起。不过这并不表示孔教会的性质问题已经获得解决。
盛碧珠任内,孔教会面对大大小小各种困难,如前述会所的困难,经费的筹措不易,会务因此难以展开等等。间中还发生秘书长徐一鸣连续四年没向社团注册局呈交必要文件,也没通知会长的事件。1993年3月6日的会议记录中在徐本人在场的情况下谈及此事,用了“隐瞒事实,不知有何居心”等强烈的措辞,显见事态严重。理事会换届后,孔教会多次向徐索取由他保管的文件,但也得经过一番折腾,才勉强领回其中的大部分文件。 即使面对如此多的困难,盛碧珠仍然在任内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在孔教会庆祝八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资料丰富的纪念特刊。特刊除了刊印历届会长与主要董事的照片、名单,部分会长如黄奕欢的生平简介和蔡多华对孔教会的贡献,还刊载了盛碧珠所撰写的孔教会简史,以及历届征文比赛的题目和优胜者,还有多篇儒学研究论文等等。虽然编者在编后语中透露因为各种原因而遗漏的材料颇多,出版工作也无法按原订计划在1994年庆祝八十周年之前完成,但特刊的出版,足以说明即使处于逆境,孔教会仍能动用有限的资源,在有限的范围内为推动儒学尽一份力。 图为南洋孔教会八十周年与孔诞纪念特刊封面图
孔教会创立之初,就寄身于中华总商会,没有自己的会所。1949年恢复活动以后,就一直借位于里巴巴律路的南洋圣教总会会所活动。蔡多华担任会长期间,由于他同时也是圣教总会的会长,因此两会关系密切。1981-85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华社德高望重的蔡多华与黄奕欢相继逝世,使得孔教会失去重量级的领导者,也造成与圣教总会的合作关系无法持续下去,1987年8月间,孔教会代表会见里巴巴律路国会议员郑永顺,请他出面协调,但圣教总会断然拒绝,并在回信中强调,这件事毫无讨论的必要,因为孔教会免费借用圣教总会的会所活动只是暂时性的安排,圣教总会有权随时终止这样的关系。9月圣教总会甚至发律师函要求孔教会在一个月内搬清,在几经协商后,孔教会即于隔年1月从圣教总会迁出,暂时借用由蔡多华家族的顺昌有限公司为开会地点。 盛碧珠接任会长之后,念兹在兹的,就是要筹建以“孔圣堂”为名的会所,并于1994年组织筹建委员会总理此事: 计划中之孔圣堂,设有会议厅、讲堂、活动中心,以作为集会及研讨与宣传儒家思想之场所,或供举办书法、美术、华乐、奕棋及地方戏剧等各种艺术与文娱活动之用。此外尚有图书馆及客房之设备。图书馆收藏中文与外文之儒学等著作,供会友及社会人士借阅;客房则用以招待各地访星之同道,藉之促进彼此之联系。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远见,但却极难实现的计划,最终也没有下文。无论如何,接下来孔教会的历届会长和董事都把设立会所视为最急需处理的事务。不过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孔教会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会务也因此无法顺利开展。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孔教会除了每年庆祝孔诞和举办征文比赛之外,并没有太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有一阵子,甚至面对财政困难,所幸最终能顺利度过。
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陈立夫,获悉孔教会有立孔子像的意图,即将一座高三公尺多的孔子铜像连同刻有中英文《礼运大同篇》之大理石台基,价值新币十余万元,赠送与南洋孔教会。当时又蒙裕华园拨出一地段安置铜像。黄奕欢当时捐出三万元作为打桩奠基和刊印铜像开幕纪念专辑等费用,并订9月29日为开幕礼。唯黄奕欢于6月间骤然病逝,剩下的工作由暂代会长职务的顾问王梅痴领导完成。此一铜像至今仍矗立在裕华园,供游客瞻仰。 陈立夫为中国近代史上之重要人物,晚年在台湾虽然甚少直接参与政治,但始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他虽以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身份捐赠铜像,但其官方色彩难以磨灭。当时台湾的商务代表胡炘也为庆祝此一盛会而特别出版的特刊撰写献词,显示台湾当局对此的重视。台湾官方除了循例每年出席孔教会所举办的孔诞庆典之外,捐赠孔子铜像的善意举动,更加深了双方的关系。
是年孔诞庆典,除了举办例常的征文比赛,也特别出版了《南洋孔教会庆祝孔子诞辰纪念特辑》。特辑中收录了黄奕欢以会长身份撰写的发刊词,阐明孔教会配合政府推动儒家思想的决心: 近年来本国及邻国均有发扬儒家思想,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本会将于今年刊印《孔子行教图》及出版纪念特刊于星报,旨在配合国家对儒家思想之宣扬,其实亦为我会应该发动这种宣扬职责。 多年以来,孔教会在缺少国家的支持下,独立扛起宣扬儒家思想的责任,现在政府已明确表明要在教育体制内推动儒家教育,作为多年以来唯一以推广儒家思想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三教合一或五教合一系统的圣教总会、德教会、立德传心堂等除外),这似乎是一个喜讯。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儒学的推动进入体制,也表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民间团体这时只能改变角色,成为辅助和支持者,而非领导者。 图为《南洋孔教会庆祝孔子诞辰纪念特辑》 图为《南洋孔教会庆祝孔子诞辰纪念特辑》,收录了黄奕欢以会长身份撰写的发刊词
孔教会复会不到三年,会长郑振文就因为远赴澳洲,无法参与会务而请辞,于是诸位董事推举林庆年为会长。林庆年接任会长后,即着手筹备建会所事宜。 按照盛碧珠的记叙: 南洋孔教会之宗旨,在于宏扬孔子之学说,倘能自建会所,则可附设以稍具规模之图书馆,此对宏扬孔道,当大有助力。于是决定先组“星华图书馆筹募委员会”,并即席推选林庆年、黄曼士、郑应心、何葆仁及书业工会代表一人组成之。 这段文字透露几条重要的信息。首先,拥有自己的会所,一直被视为进一步推展会务的关键。另外,筹办星华图书馆的计划,一方面显示早先一年殖民地政府建立华人文化会堂的提议并没有被接受。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名称也显示孔教会诸董事当时的文化理念。“星华”一词,表现的是孔教会从文化上领导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雄心。最后,书业工会的参与,显示孔教实践理念的策略考量:通过吸引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的加盟来扩大社会影响力。 很可惜的是,筹办图书馆的计划最终没有落实。隔年的一次董事会议上,林庆年宣布放弃这个计划。盛碧珠的记述只以“因种种原因,不能积极进行”带过,但可想而知,资金筹措的困难,应该是主要原因。 尽管硬体的建设遭受挫折,孔教会并没有放弃通过其他的方式继续发扬儒家思想,振兴中华文化,包括举办学术演讲,刊行丛书等等,而举办征文比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