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 郭文龍：期待真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

        今天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主办《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国际研讨会。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辞如下。

        各位来宾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的讲座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可见本地华社对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是很关心的。

        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四位大学者来为“百年五四”发表专题演讲，他们是王邦雄、曾昭旭、林安梧、以及颜炳罡教授。他们都是南洋孔教会的学术顾问。

        今天讲座的联办单位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文化团体，可以说是一场既有高度、也有广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很遗憾的是，今天大会主宾、香港大学前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教授因身体欠安，不能前来出席与致辞。非常可惜！

        在此，我祝愿王赓武教授多保重身体、早日康复！

        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因为行程无法安排，也不能前来。他有给大会发来一篇献词，等一下会给大家宣读。

        众所周知，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因，是因为在一战结束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欲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要中国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引发了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高校学生游行示威与抗议，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高喊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这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後来转化为反传统、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并引入代表西方价值的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Mr. Democracy & Mr. Science)

        当时的五四青年限于自身的不足，行动不免有所偏差，但他们的动机是庄严的、意志是勇毅的、思想是壮阔的。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五四青年的抗争其实是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

        关于民主与科学，经过百年来的实践，已经显露出了其局限性与危机。杨荣文先生在致给我们的献词里就提醒，“我们需要来一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新辩论”，检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道德所带来的新挑战，认清民主在政治和经济竞争里的局限。

        至于儒家伦理传统，我们的一位学术顾问，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洋教授安乐哲（Prof. Roger T Ames）曾在我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发出，“世界新秩序的重建，儒家不能缺席”的论断。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权更替、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充满苦难与屈辱，不断的上下求索寻找出路：戊戌变法，学习日本，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学习欧美，失败告终；再学习苏联，引进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也走了一段弯路，最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常常迷失方向。

        今天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正逐步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道路来，令人欣慰！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没有文化的复兴与回归，崛起是没有保障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不能只是做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做偉大的国家，因为中国有悠久与优良的文化传统。王者归来，是可以期待的。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与正道！中国梦实现的那一天，就能为五四运动，画上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