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 郭文龍:期待真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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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 | 郭文龍:期待真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

        今天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主办《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国际研讨会。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辞如下。

        各位来宾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的讲座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可见本地华社对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是很关心的。

        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四位大学者来为“百年五四”发表专题演讲,他们是王邦雄、曾昭旭、林安梧、以及颜炳罡教授。他们都是南洋孔教会的学术顾问。

        今天讲座的联办单位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文化团体,可以说是一场既有高度、也有广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很遗憾的是,今天大会主宾、香港大学前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教授因身体欠安,不能前来出席与致辞。非常可惜!

        在此,我祝愿王赓武教授多保重身体、早日康复!

        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因为行程无法安排,也不能前来。他有给大会发来一篇献词,等一下会给大家宣读。

        众所周知,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因,是因为在一战结束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欲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要中国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引发了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高校学生游行示威与抗议,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高喊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这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後来转化为反传统、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并引入代表西方价值的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Mr. Democracy & Mr. Science)

        当时的五四青年限于自身的不足,行动不免有所偏差,但他们的动机是庄严的、意志是勇毅的、思想是壮阔的。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五四青年的抗争其实是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

        关于民主与科学,经过百年来的实践,已经显露出了其局限性与危机。杨荣文先生在致给我们的献词里就提醒,“我们需要来一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新辩论”,检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道德所带来的新挑战,认清民主在政治和经济竞争里的局限。

        至于儒家伦理传统,我们的一位学术顾问,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洋教授安乐哲(Prof. Roger T Ames)曾在我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发出,“世界新秩序的重建,儒家不能缺席”的论断。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权更替、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充满苦难与屈辱,不断的上下求索寻找出路:戊戌变法,学习日本,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学习欧美,失败告终;再学习苏联,引进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也走了一段弯路,最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常常迷失方向。

        今天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正逐步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道路来,令人欣慰!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没有文化的复兴与回归,崛起是没有保障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不能只是做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做偉大的国家,因为中国有悠久与优良的文化传统。王者归来,是可以期待的。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与正道!中国梦实现的那一天,就能为五四运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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